处理江青的群众来信，戚本禹告诉我们三个原则：第一，江青亲属、朋友和熟人或是关系重大、重要问题的信，做摘要并附原信送阅，这样的信每天最多3到5封;第二，根据信中所述问题转有关部门，如林总(林彪)处，总理处以及中共中央、中央军委和国务院各部门或各省、市等，这样的信占99%以上;第三，反对和攻击江青的，都转公安部门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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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实话，当时我们全组同志都是怀着热爱毛主席和崇敬江青的心情，对待这项工作，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加班，有时候要到晚上十一二点。
1966年冬的一天，我和戚本禹在钓鱼台院子里散步，他跟我说：“江青想让我给她当秘书，我不行，比较粗。我看你还比较细，我推荐你去给她当秘书。”我说：“不行，我没当过秘书，不知道怎么当。”他说：“不知道不会学吗!收发文件你不会?挑选文件你不会?只要细心就行。反正我已经向江青推荐你了。”
这个谈话过了大概半个月左右，1967年1月9日，戚本禹到我办公室来，兴冲冲地说：“已经定了，调你去当江青的秘书，现在就搬到她住的十一楼去!”我马上整理了几件衣服和洗漱用具就跟着他去了。
我后来知道，江青秘书当时有四个候选人，我的资历最浅，最年轻。我之所以被选中，戚本禹可能起了很大作用，江青的女儿李讷也可能起了一定作用，当时我跟李讷关系不错，我们年龄差不多，都是大学文科毕业，谈话比较投机。我出身贫下中农，文章还得到过毛主席的肯定和赞扬。过去有个顺口溜，说大学生是：一年土二年洋，三年不认爹和娘。后来江青跟我说：“你还有点劳动人民的味道，还没有完全‘化掉’。”应该说，这是很高的政治评价，也是江青接纳我的重要原因。我给江青做秘书，我的老师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是不大赞成的，他跟我说：“你政治上弱，不敏锐，不适合给江青同志做秘书。”
“文革”之前，江青身边没有专职秘书，在“文革”十年中，她先后有四任秘书，第一任是我，第二任是杨银禄，第三任是刘真，第四任是刘玉庭。
材料分类最头疼，随时随刻待命
我做江青秘书，主要任务是收发管理文件和接电话等，我从来没为她起草过讲话稿——这方面她不需要。当时发给江青的文件，每天加起来有几十份，甚至上百份，摞在一起有半尺高，字数有十几二十万字。这些文件不能一股脑地送给江青看，但如果她听陈伯达或者康生说看了什么文件而她没有看到，我罪过也很大。所以文件分类，对我来说是最重要、也是最费脑筋的事情。
我把文件和材料大致分为三类：一类是必须看的，一类是参阅件，再一类是浏览件。每天上午江青起床前，我就把这三个卷宗送到她办公室，放到江青看文件时坐的沙发右边茶几上，并在第一份卷宗上用曲别针别个小纸条，写上每天的日期、星期几以及这一天的安排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