虽然受到严厉斥责，但我心中无鬼，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。我仍然照常工作，可江青对我的态度变了，一个星期不按铃叫我，也不叫我送文件、发文件。这期间，恰好和我一起给江青做秘书的杨银禄回老家奔丧了。1968年1月8日晚，杨银禄奔丧回来，第二天上午我即领着杨去见江青(杨来了三个多月还未单独见过江青)。江青没好气地大声说：“他回来了，你还上来干什么?你马上把文件清点给杨银禄同志。”我只得悻悻地离开了江青办公室。 这一天，我向杨银禄移交了江青的所有文件。晚上八九点钟，陈伯达、汪东兴找我谈话。陈伯达说：“你是搞文字工作的，还是回办事组工作吧。”汪东兴说：“不忙，要例行一下手续，这是工作人员离开首长身边时的规矩。”汪东兴让我收拾一下自己的东西，把我送到钓鱼台警卫连连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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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路上，汪东兴很和蔼地对我说：“你没事，你的档案我看过，你是我挑来的。”送到警卫连连部，汪东兴就走了，再没来过，直到“文革”后他告诉我：江青后来不让他管我的事了。
被诬为“坐探”，惊动党政军高层
1968年1月9日对我来说终生难忘：一年前的这一天，我随戚本禹来到江青身边，一年后，我成了阶下囚。被隔离的第三天或第四天晚上，陈伯达和姚文元来了。陈伯达问我：“你在干什么?”我说：“在看书。”陈伯达操着浓重的福建口音说：“你还看什么书啊，要深刻检查自己的问题。”接着又慢慢地说：“王力、关锋、戚本禹都是坏人……”这时姚文元立即指着我补上一句：“你就是王、关、戚安插在首长身边的钉子!”我一听这话，脑袋炸了，这不把我看成“特务”了吗?
过了十多天，大概是1月23日的晚上，陈伯达、谢富治、杨成武、姚文元四人一起找我谈话。一开始，姚文元对我说：“你看今天谁来了?中央政治局常委(这是指陈伯达，陈当时是党内第四号人物)，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(这是指谢富治)，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(这是指杨成武)……”姚文元没说自己。
当时我心想，我这样一个小干部究竟犯了什么事，竟然惊动党、政、军三方这样重要的人?我只觉得头在嗡嗡作响，不知说什么好。第二天，我被告知：“给你换个地方。”这一换，就被换到秦城监狱去了。
原来江青诬蔑我盗窃毛主席手稿，说我是安插在首长身边的“坐探”。我后来知道，就在24日深夜，他们对我布置了一次小规模的“抄家”，结果当然是一无所获。
在监狱孤寂无奈，连提审都是一种享受
此前我从来没听说过秦城监狱，“文革”后才知道那里是关押政治犯的地方。我是1968年1月24日深夜，由两名荷枪实弹的战士押着，乘一辆吉普车到秦城监狱的。一进去就问我姓什么，叫什么名字。当时我穿的是军装，登记后换了黑色的囚服。监管向我宣布：“你今天被收监了，你的代号是‘6820’，以后就叫你‘6820’，你要答应，知道吗?”我说知道。这个代号大概因为我是1968年第20个被关进来的“犯人”吧。
